戎默 | 从《陆游选集》到《杨万里选集》：“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的出版缘起

《陆游选集》《杨万里选集》书影。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

“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系列丛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兼顾普及与研究的古典文学名家作品选注本。这套丛书的名称昉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选集”或“古典文学名家选集”，最后定名“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2012年版“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出版说明”称该丛书为“中级选本”，曾求教于出版社比较资深的编辑，都说是社内的“习称”，倒也没说来龙去脉。这套丛书的规划与出版，是从1959年前后就开始的，当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尚未正式成立，还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从一份重点选题规划说起

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朱东润先生的《陆游选集》和周汝昌先生的《杨万里选集》，是为这套丛书最初的两个品种。从二书的装帧、版式及出版时间看，出版社当时应已有组成成套丛书，陆续出版的打算。“中华上编”于1959年听说朱东润先生在选注陆游诗，即向他约稿《陆游选集》：

东润先生：听说您正在编选陆游的诗，不知已进行了多少？预备什么时候完成？我们计划中亦有编选历代有代表性作家的选集丛书一套，陆游作品自然也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我们很希望您能够担任这个选集的选注工作。……

这里已经提到“编选历代有代表性作家的选集丛书一套”。1960年，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制定了《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此后各出版单位又根据这份计划及自身分工情况，制定了具体的选题规划。《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三至八年（1960-1967）重点选题规划》“以文学古籍为主兼及部分文史资料，而文学古籍则包括隋唐以后至晚清的时期，隋唐以前的则根据分工原则由总公司负责”。整个规划分为六个部分：一为“古籍整理”，下又分“别集”“总集”“小说戏曲”“民间文学”四类；二为“古籍选注”，下分“名家选集”“一般选注”两类；三为“普及读物”，下分“古典文学普及读物”“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活叶文选”三类；四为“研究著作”；五为“工具书”；六为“影印书”。其中“古籍选注”大类下的“名家选集”，规划了从三国时期的“三曹”至晚清的李慈铭共八十组九十二位作家，其中“三曹”（曹操、曹植、曹丕）、“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鲍照、谢灵运”、“徐陵、庾信”、“嵇康、阮籍”、“孟郊、贾岛”、“皮日休、陆龟蒙”、“陈师道、陈与义”、“阎尔梅、万寿祺”等皆为两个作家以上的合集。规划自然也包括了陆游与杨万里两人。前面还附了一个说明：

作家别集，往往相当庞大，特别是内容复杂，精芜杂陈，不适于一般读者阅读。这一类选注本，拟以较宽的尺度，保留精华，删除糟粕，对最艰深冷僻的词语、典故加以简要的注释，使成为高级选本，以便普遍发行，供中学以上教师或大学程度的读者阅读，也可作为青年研究的入门之用，原则上一家一集，其数量较小者，可以数家合集。

这应该就是“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最初的规划方案，此方案对选入作家的家数、注释方式、读者对象已经有了一个初步而清晰的界定。值得注意的是，规划上称这一系列为“高级选本”，那么“中级选本”的称呼是否有误？

其实，从规划上就可明显看出，六个部分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其中一二三都是排印的文学古籍相关图书；四五六则是围绕着文学古籍的研究著作、工具书、影印书。前三类层次也很清晰，即以难易程度与读者对象来区分的：第一类“古籍整理”为完全供学术研究用的最标准的古籍整理类图书。第二类“古籍选注”则为供有一定基础的读者阅读的，带有普及与研究双重性质的选本。第三类“普及读物”是完全面对普通读者的普及图书。从这三个层次来说，“古籍选本”正在中间，就普及图书来说，自然比较“高级”，就规划的三个层次来说，又适称“中级选本”。

上海《文汇报》1962年10月5日头版头条。

这个名称也确在当时就出现过，上海《文汇报》1962年10月5日头版头条《重视调查研究，团结新老作家，加强各方协作——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整理出版古籍取得成绩》一文云：

以编辑、整理、出版我国古籍和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为专业的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几年来广泛地团结新老作家，努力提高出书质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收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重视和赞许：

该所1962年在古籍整理方面已出版和即将出版的新书有：《郑板桥集》《汤显祖集》……古典文学普及读物方面有：中级选本《宋词选》《陆游选集》《杨万里选集》等……

将《杨万里选集》《陆游选集》两种“名家选集”与《宋词选》并称“中级选本”。可知“中级选本”之称，应该不止于“名家选集”，而是指整个第二类“古籍选注”。因这一类下，除“名家选集”外，还有“一般选注”一种，为“选择历来优秀作品，不限家数，在各种主题下汇成一集，并加简要注释”，《宋词选》当即“一般选注”的选本。此后，因时代的原因，“文革”前也仅顺利出版了《陆游选集》与《杨万里选集》两种“名家选集”。“文革”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又在此基础上出版如《王维孟浩然选集》《李商隐选集》《苏轼选集》等近二十个品种，以“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为最终的丛书名，以《陆游选集》与《杨万里选集》二书为基本体例，选注者如吴则虞、聂石樵、王水照、王达津、郁贤皓、周振甫等，皆是颇有建树的大家学者。“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也成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历史同样悠久的一套经典选本丛书。

朱东润先生。

从《陆游诗选》到《陆游选集》

这套系列丛书中最早约稿的是复旦大学朱东润先生的《陆游选集》，上文提及向朱东润先生询问稿件的信，后半段就立即向朱先生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果您编选的做法大致上与我们这套丛书相同的话，只要增选一些文，就可以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可能在出版上更为理想一些。

朱东润先生在接信后也积极回应，回信云：

拙编陆游诗选，基本上已经定成，本拟写三本书：

1．《陆游诗选》 2.《陆游研究》 3.《陆游大传》

1、2两本，其实都为第三本做准备工作。现在第二本正在进行中，待十月底“大传”写成，此事即可告一段落。大示“诗选”只要增选一些文，即可结合尊处丛书，原属于极好，但亦有为难之处，一则选文必须选词，但陆文陆词极难于考定确切岁月，与“诗选”编年之例不能相容；二则陆游散文，拙见认为《入蜀记》绝好，亦恐与一般看法不同，难于措手。因此对于此事，深感踌躇。

信中回答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陆游诗选》的情况，言诗选已经基本完成，而此后还要写《陆游研究》和《陆游大传》，选注与研究都是为了写大传做准备。陈尚君先生《朱东润先生的治学方法——以梅尧臣传为例》一文，即提到朱先生在写古代作家人物传记时，都要将他的诗文大致编年，并做一选注工作，形成三本书：写《梅尧臣传》前要写《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梅尧臣诗选》，同样写《陆游传》前也写了“诗选”与“研究”。文中还提到“朱先生的《陆游传》完成于大跃进时期。当时流行放卫星，大家都报宏大而不准备实施的题目，只有朱先生是认真的，他提出完成陆游三书（一百万）[六十万]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在一年多时间里全力以赴，如期完成了《陆游传》《陆游研究》和《陆游诗选》”。可知“陆游三书”的写作背景与写作情况。

第二个问题，即出版社希望《陆游诗选》能增选陆游的文，形成一个诗文选本。朱先生则提出两点：第一，即选了文，自然还要选词，他对诗进行了编年，但觉得文、词编年有不少找不到确切的编年证据，有些难度；第二，即他觉得《渭南文集》收入的笔记体游记《入蜀记》是陆游文章的精彩之处，但在体例上如何收录不好处理。

朱东润致金性尧函。

对朱先生提出的问题，出版社也马上给出了意见，在对朱先生信的处理意见里，时任第二编辑组组长的编审于在春先生批语云：“因我们另约有章石承《陆游诗选》一种，今年6月交稿，此稿拟再函商改作诗文词合选的选集。”“诗、文、词、笔记、史传文，可不编年合辑。”具体与朱先生商讨的正式回信，《陆游选集》档案中未收录，但回信应围绕以上批语展开是差不离的。出版社对朱先生的第二个问题作出以下回应：即上编所《陆游诗选》已经约过章石承，但仍希望朱先生可以写一本诗、文、词合选的选集。朱先生提出的《入蜀记》问题，倒也提醒了出版社，甚至可以把笔记（《入蜀记》《老学庵笔记》）、史传文（《南唐书》）再选一些，形成更全面的版本。此后，朱先生又回信对出版社的意见作出回应：

尊嘱本当从命，无奈此时正在写“研究”中，此事告竣，即当续写“大传”，年内计画既经决定，难于打乱，拟俟十月间争取回头补写词选、文选注解工作，希望年底一并呈览。原定三本同时出手，望可曲原也。

交代了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工作及大致的时间节点。到了1959年10月间，朱先生果然将“陆游三书”交稿，但陆游选注的部分，仍用《陆游诗选》，并没有增选为《陆游选集》，10月22日，出版社收到稿件后回信云：

东润先生：目前由景深、运熙先生转来大著《陆游诗选》《陆游大传》《陆游研究》三稿，都已收悉，正在审读中。审读后再和您联系。今后要请您帮助和惠教之处还很多，希望对我所出版物和选题计划也多提意见，使我所出版物质量能有所提升为感。

这或许因为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据陈尚君先生文，朱先生“陆游三书”是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大传”完成交稿，已经到了1959年10月，如能在年底出版，“献礼”的时间节点倒也差强人意，只不过增选文、词之事肯定来不及。第二方面，可能是约稿章石承先生《陆游诗选》事遭到了搁置，上编所原定的《陆游诗选》计划正可用朱先生此书，所以1960年的选题计划中，朱东润《陆游诗选》也曾列入。但在具体的审读过程中，编辑对比了1957年游国恩、李易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陆游诗选》，发现选题重复，于是给出了退修的意见。责任编辑傅元恺写了一个极长的审读报告，对诗的选及注都提出了意见，大致意思就是诗选的部分与游国恩注本重复倒不太多，朱先生选的基本偏向“爱国诗”，更能抓住主流；游本则题材更丰富些。而注文基本在一个水平上，可以出版。但二编组组长于在春则态度更鲜明：“此选在游、李选本之后，虽不一定要求后来居上，总要各擅胜场”，希望退修，一是在爱国诗基础上丰富选诗题材，二是注文必须“比游李本详明而解决问题，游李本如有错误或不足，着重改正”。二人的意见都是对诗选本身提了意见，倒没有提及增选文、词之事。不过，也许是朱先生觉得既然修改《陆游诗选》的工作量不小，献礼十周年肯定来不及，倒不如在修改诗选后，再如之前的讨论一样加入其他文体的选注，如此一来，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游李本”差距拉得更大一点。此后朱先生《陆游选集》就进入了漫长的修改期，最终交稿在1961年底。此间，中华上编又向周汝昌先生约稿了《杨万里选集》。

周汝昌先生。图片来源：中国现代文学馆。

体例之争：《杨万里选集》的出版

1960年，中华上编与周汝昌先生约稿了《杨万里选集》，周先生欣然应允，编写过程中，周先生与出版社往来信件频繁，就书稿从选目到内容再到体例都做出了十分充分的讨论。或许是因周先生本身对杨万里诗歌的独特理解以及当时职业也是编辑的关系，他与出版社在体例方面的讨论很多，其中有些也关涉到此后整套丛书的体例问题，特别值得拈出一说。

周先生在选集写定后，曾将初稿先寄出版社审阅，随稿附信一封，介绍文稿情况，信的最后，他提出了对该书排版上的意见：

此稿如不甚荒谬，有付排可能，则尚欲僭贡一二设计意见：

1.注码下所出之原文（即被注之词字），用黑体。

2.书名、篇名，用仿宋体。

3.专名，如人、地等名称（稿中已用红笔于文左划线），用楷体。

4.凡引号内引文，用普通老宋体以外之另一体，可由设计同志视宜而定之。

5.其它，本此精神酌用大小号、异体铅字之办法，尽量清醒眉目。

此可为印刷上革新试验之一种初步尝试，看其效果如何。因既无使用专名线之劳，又兼有其便利与新特点也。

周汝昌先生对《杨万里选集》的排版要求。

周先生作为出版社的编辑，对版式设计有着独有的见解：即稿件中各个部分（书名、专名、引文等）都尽量要区分以便利读者。这是他“印刷上革新试验之一种初步尝试”，但他的这种想法，即使在用电脑排版的今天，似也嫌太繁复，更何况在当时的铅字时代。排版工即使肯同时使用这么多字体，势必也将大大加大校样排错的概率，如此校对、编辑要花费更多的精力，而且不能保证成书不出错。如此繁复的字体叠加，读者或许又有眼花缭乱的困扰，不一定能“清醒眉目”。所以，责任编辑王敬之及另一审读编辑施瑛都不同意，而金性尧先生所写处理意见更是一口回绝：

排式不能照办，因不仅和其它出版物体例上不符合，而且增加排字工人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要印厂及时出书，一方面也要尽可能给印厂一些方便。再则这样排法对读者也并无实际的用处。

从最后成书的情况看（《杨万里选集》1962年版），字体皆用宋体，以大小字区分各个块面，和谐美观。但专名线的用法有点特殊：即专名用了直线，书名则用书名号，没有用曲线。如此排法，倒也让书名与人、地专名的区分更明显。应该也是后来周先生与出版社再商讨的结果（周先生对排式见解的宗旨就是要把文稿中的各种要素区分开）。这场关于“排式革新”的讨论，倒反映了一个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古籍出版的初期，对于文字呈现形式的体例尚无一定之规，我们现在出版时的一些“体例的规矩”，也是当时出版社与作者商讨、尝试下的结果。

另一件事是对使用繁简体的讨论，如今市场上大部分古典文学选本都是使用简体字，可能唯有上海古籍出版社这套“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使用繁体，而这套丛书此前大部分的版本，又使用了竖排和专名、书名线，保留一定专业性。但其实在选本规划之初，出版社的设想也正是用简体字。在《杨万里选集》审读完毕即将付排之时，出版社曾去信周先生讨论相关体例，其中有一条就是：“将来发排的字体拟用简体，您对此有意见否？”关于此点，周汝昌先生不仅有意见，而且意见大得很，他的回复是这样的：

诗最好不要横排，现时连报纸刊登旧体诗词都绝无横排的了。也最好不要简体。这与“守旧”无关，其中有重要的道理：简体，是为现代汉语而设，绝非为古代汉语而设，更绝不是为古典诗文而设的。现代汉语（白话）的构造和古典诗语的构造，距离极大。一些简体字，在现在汉语词组中，不致引起误解的，置于古典诗语中，就大成问题。……假如注诗又要用简体，就很讨厌了。（例如“余凄”，就必须注：“不是‘我凄’，余是剩余的余。”这还得读者认识餘字才行，否则怎么办？再如“洪适”，就必须注曰：“不是洪適的简体，适音某，意某……”，您想：这不成了欲“简”适繁了吗？）古典书用繁体，绝不意味着不赞成推行简体字，这其间的意义，应分别清楚，它们根本是两码事，不必牵在一起。这点您特别提出来征询意见，这种精神使我佩服感动，因此应该明白表示看法。

周先生从简体、繁体字在某些字眼上意义会产生分歧这点提出古典书不应用简体字的观点，这也确实是简体字在表现某些古典诗文时的一个缺陷，有一定道理，倒难以反驳。因此，金性尧先生在审稿处理意见上批示云：

字体暂定简体字，如作者坚持采用繁体字，可以照办。

想必之后编辑又与周汝昌先生有过一番繁简字的拉扯，但周先生态度坚决，所以最后的成书便是标准的竖排繁体形态。其实，彼时正是全面推行简体字的关键时期，1956年刚刚通过第一版《汉字简化方案》，出版部门应该在具有普及性质的读本上极力主张使用简体字。但“中华上编”的编辑们也都与周汝昌先生一样，是古典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自然也知道简体字表现古典诗文的弊端，所以对他的看法抱着“理解之同情”。从周汝昌先生与顾学颉（署名顾肇仓）先生合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白居易诗选》是一种繁简夹杂、简体字为主的形态看，其实“中华上编”对周先生给予了作为作者更充分的尊重。所以周先生信中说“这点您特别提出来征询意见，这种精神使我佩服感动”。《杨万里选集》又是这套丛书发排的第一本，在与周汝昌先生对体例的商讨中，“选集系列”运用繁体字的体例就这么定下了。

对周先生作为作者尊重，另一事例则体现在周先生比较个人的习惯上。《杨万里选集》诗歌的标点，有些地方使用了古典诗歌，甚至是古籍整理中不甚使用的破折号，这点在各人的审稿意见中，都提出来觉得很奇怪，希望删去。但去信向周先生提出意见后，周先生又说出自己一番道理：

破折号的问题。我觉得有两点要考虑：一、您提出的与标点符号的传统用法有距离，是有所见的。但其距离之发生并不是我们违反了什么“规定”，恰恰相反，是大家很少会运用这个符号，以致其作用“退化”了。二、诚斋诗特点之一，即层次曲折多。清末大诗人陈石遗论诚斋诗，有很多精彩的比喻：他说别人的诗只一摺（说话时摺衣示其学生），而诚斋一摺又一摺；别人一摺向右，再摺还是向右，而诚斋一摺向右，再摺向右，三摺总向左矣。我用破折号，正是想运用这个符号的效果来帮助读者理解诚斋笔意的变换。删掉破折号会减掉些精彩。这点尚再加研讨以便商量解决。

看来周汝昌先生运用破折号是有他自己对研究对象杨万里诗歌有独特理解而有意为之的。最后《杨万里选集》保留了这些破折号，也是出于对作者观点的充分尊重。

以上是笔者从《杨万里选集》的档案里拈出的有关书稿编辑过程中编作之间的一些讨论，其实这份档案中留存的各类讨论甚多，这三点也仅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不过，也从中看出“中华上编”的前辈们对书稿及作者处理的一个优良传统：编辑既作为书稿的把关者，是“衡文公”，也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衡文公”就要对书稿的体例、内容做细致的审读，提出合理化的意见；“为他人作嫁衣裳”则又要考虑作者自身的喜好、条件，在理解作者个性、偏好的情况下，为新娘做出合体而又满意的嫁衣来。书稿最终呈现出的形态，一定是怀着“理解之同情”的心态，与作者充分讨论后，再结合出版实际而产生的。

戎默

责编 刘小磊